六十年健康变迁史
文章来源：ADMIN 时间：2024-03-18
我们的父辈，很多与新中国同龄。在父辈们的成长记忆深处，个人和集体共同与饥饿抗争，与疾病抗争，捍卫生存的权利。
我们这一辈，大多出生在1978年前后，那个时代的转捩点。我们有时嚷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前30年与后30年，泾渭分明。
我们的后辈以及晚辈：新新人类们和“笨小孩的笨小孩们”，生存竞争的压力前所未有，生活的礼遇亦前所未有，健康是消费亦是投资。在全方位的消费时代，每一个个体经由自我修炼，以致对生命的尊重与互相尊重。
关注健康，来自文明的刻度。此处借用龙应台对历史的感悟：“积累了相当的文明厚度，才可以用文明的价值回顾那一路上的辗转沟壑。”
我们庆幸走出了饥饿的梦魇，恶疾的磨难。文字再怎么深刻动人，也无法充分地表达那个时代的痛和欠。但回顾和倾听，可以让我们沉浸到最谦卑、最温柔、最慈悲的心情之中。60年，三代人，相信感情可以传承。
曾经飘渺异乡的女作女士，以《饥饿的女儿》闻名海外。大饥荒时出生的虹影，今年出版了一本“旅行世界边吃边做的一本美食书《我这温柔的厨娘》”。这时代、这人生，变化得快。在时代与人生的双重生命周期中，轰隆隆前行的列车嘈杂声裹挟着躁动、阵痛、欢喜。
按照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说法，健康不是没有疾病，而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不论我们遭遇了哪个层面的意外事故，60年中的三代人但愿能用最真的心抚摸到某种常态。
关注健康，不是以此营造某种条件或前提，而仅仅是关注健康本身，维护生命本身，在文明的刻度上，与真善美的追求一道呈现光华。
在不少中老年人的印象中，始终有个词汇叫“劳保”，他们使用这个词到了90年代。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一部综合性的劳动保障法规，涉及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障等内容。起初，《劳保条例》主要覆盖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工厂、矿场及其附属单位，后来扩大到铁路、航运、邮电、交通、建筑等行业。
建国之初,随着供给制向工资制的全面过渡，医疗保障作为制度性的问题凸现出来。1952年，当时的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决定自当年7月起，将公费医疗的范围分期推广，使各级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得以享受这种待遇。
但是，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后，费用大幅上升和浪费严重的现象很快显现。国家从1957年起对医疗政策进行收缩性调整，这种调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但效果始终差强人意。
1965年，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城市占去了75％。这组数字让发怒了：“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随后，一些稍有文化的农民经过短暂培训，担当起为农民治病的工作。
“赤脚医生”这个名称，最初是农民自发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只能赤脚下田，赤脚医生意味着“既要劳动也要行医”。1968年，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随后，这个新名称走向全国。
20世纪70年代，“赤脚医生运动”达到高峰，由于知识青年下乡，很多有文化的青年成为了赤脚医生，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数量达到150多万名。但随着知青返城和恢复高考，大量赤脚医生流失。1985年，《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至此“赤脚医生”时代宣告结束。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提起计划生育，这是上世纪70年代，人们常挂在口边的一句顺口溜。，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很快，“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响彻全国，这句标语也频繁出现在各地的大街小巷。
1980年，广东率先在全国颁布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这是中国计划生育史上第一部省级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一年后，国家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1982年，实行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把合作医疗作为解决农民健康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但随着农村集体经济逐渐解体等多方面原因，传统合作医疗出现大面积滑坡，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逐渐凸显。2003年，吉林、浙江、湖北和云南四省开始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由农民个人及各级政府共同筹资建立新农合基金，按规定为患病农民报销部分住院及门诊费用，简称“新农合”。如今，新农合的参合率已经超过90％。
当城镇职工享受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时，农民们也有了“新农合”，但是，游离于职工和农民之外的城镇个体工商户、无业人员、职工家属、农民工、在校学生等人群，成了医保制度的“真空地带”。为消除这种“真空地带”，建立无缝隙对接的全民医保体系，国家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重新进行框架设计，并选择一批地区从
2007年下半年先行试点。一年以后，试点经验得以总结和继续推广，2008年5月份，全民医保开始在全国推广开来。
6个生物制品研究所，而当年制备的牛痘苗，完全是从牛身上刮下来的。粗略计算，一头牛身上刮下来的痘苗大致够10万人使用，一年“养牛”所得可供全国1000万人接种。
50年代，这些都被允许。后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痘苗室的赵铠写了份申请材料，阐明了“用牛生产疫苗，牛不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会造成浪费”，用鸡胚细胞研究痘苗的提案得到批准。1962
14种疫苗的注射。但是，在上个世纪中期，小儿麻痹症、百日咳、白喉、麻疹、腮腺炎、风疹、水痘、肝炎、脑膜炎等等，这些致命疾病，依然令人谈之色变。
1982年。当年10月，全国首次计划免疫会议召开,卫生部颁发了《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条例规定，将有计划地利用生物制品进行人群预防接种，以提高人群免疫水平，达到控制以至最终消灭相应传染病的目的。此时，“儿童预防接种制度”正式在全国实施。
50年代初期，昆明市郊便诞生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这是我国专门筹建的全国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机构。1960年，合格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成功研制。从1978年开始，我国就已经实施儿童普及接种，那个时候是“四种疫苗，预防六种疾病”，被称为“计划免疫”。
2002年，乙肝疫苗也被纳入，变成了“五种疫苗”。过去的“计划免疫”，也逐渐改称为“免疫规划”。2007
12月，卫生部正式下发了《关于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按照通知要求，“五种疫苗、预防七种疾病”再度扩大到“14种疫苗、预防15种疾病”。
6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由政府提供免费接种疫苗品种最多的国家。仅2007年，中央财政投入的相关经费就达到27亿之多。1.
18世纪传入以来，霍乱在我国发生过数百次流行，如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很高。1949年，新中国把这种主要经过水传播的传染病，作为控制重点。1952年，天津市发生最后一例病人，霍乱迅速得到控制以至消灭。2.
1965年，中国发生两次全国性麻疹大流行，发病率分别高达1432.41/10万、1265.74/10万。1965年我国研制出减毒麻疹活疫苗，并逐步推广应用以后，发病率逐年稳步下降。3.
1000/10万以上。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疟”被列为卫生工作中心任务之一。1965年春，经国务院批准，在暴发流行严重的几省曾组派80万人参加的抗疟队伍，完成一亿多人次的治疗和预防服药任务。至1976年，疟疾发病率降至470/10万。4.
50年代中期迅速减少和消失，1964年甚至向世界宣布“基本消灭”性病。但是，70年代末，性病重新出现，并迅速蔓延。1986年，卫生部颁布《性病监测工作试行方案》。5.
HIV呈阳性”。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截至，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其中报告死亡34864例。
1月下旬，上海的医院里涌进大量市民，他们大多伴有身体发热、呕吐、厌食、乏力、脸色发黄等典型的症状。随后的短短一个月里，30多万人纷纷感染，其中11人死亡。纺织厂的许多机器停止了转动，商店里人员减少，营业时间被迫缩短。
85％的甲肝病人在病发前曾食用过毛蚶。很快，市政府决定严禁销售毛蚶，一经发现、立刻重罚。
4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找到了病毒，这种疾病也被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当年春夏之交，北京和香港的疫情最为严重。
SARS被列入我国法定传染病，卫生部决定，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而因为防治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
，经过8天的紧急筹建，北京第一家专门治疗SARS的临时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医院开始接收病人，与此同时，军队支援北京的医护人员1200余人陆续到位。
深圳和香港的科研人员联合宣布，从果子狸等野生动物体内找到SARS病毒前体。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解除相关警告。尽管11月份，广州再次出现零星病例，2004年的3月，北京已呈现疑似，但所幸都没有再次演变成疫潮。
SASA的影响并没有结束，中国由此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甚至连N95口罩都是此后引入中国。1.
1月，广西一名养鸭专业户的鸭子批量死亡，被宣布死于“高致病性禽流感”。此后，中国各地相继爆发，紧急扑杀随时上演，国人“谈禽色变”。直到，内地最后两个禽流感疫区解除隔离，延续49天的疫情告一段落，其间没有发生人的感染。2.
2003年，比早先官方在2005年11月公布的湖南人禽流感病例认定提早了两年。这名患者最初诊断死于SARS，并于2003年11月在北京死亡。3.
28天，已有700多人感染，10多个孩子死亡。此时，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手足口病。目前，尽管轻症病例可以不治自愈，手足口病依然被归类为丙类传染病。4.
4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证实墨西哥和美国暴发猪流感疫情。不久后，“猪流感”的称呼被改称甲型H1N1流感。，四川通报了内地首例输入性病例。，国内首例甲流重症病例在广州确诊。
H1N1流感的死亡率与普通流感相似，多数感染者只是身体不适，甚至自行康复。
50年代。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个创举，从50年代初期的除“四害”、打扫卫生，发展到今天共创卫生城市、卫生村镇，城乡卫生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对于控制和消灭传染病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从此，广播体操开始了它的沿袭与改革历程，逐渐成为风靡一时的时尚风向标。到了颁布的已经是第五套广播体操，这套体操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们体制，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开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成为了发动“”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大办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至1957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为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埋下伏笔。1960年冬，“”运动也被停止。
1959年至1961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数千万人。吃过观音土，啃过树皮的农民，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有碗白米干饭吃。
10周年。作为国庆献礼，可容纳8万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建成。同年，为期约20天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30个单位10658人。此次运动会是对建国后体育运动事业发展的一次大检阅，口号是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955年，国务院为进行“定产、定购、定销”的整顿，于8月颁布《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发行，同时印发油票，“四证三票制”应运而生，由此开启了全国票证时代。
1957年，肉票诞生，第二年春节，蛋票、糖票等等票据也开始陆续出现。此后，票的覆盖范围却越来越广。直到改革开放后，以粮票为首的票证们终于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票据时代退隐江湖，花花绿绿的钞票粉墨登场。
-1965年，被称为中国医药产业的第二阶段，是医药行业发展和调整的时期。1960年前后，为了跳出工业收放循环，从根本上解决“散”的问题，中央开始讨论试办“托拉斯”的问题，准备做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尝试。三年以后，国家经济开始好转，试办托拉斯的尝试逐渐展开。1964年8月，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并批转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确定了医药等12个行业的第一批托拉斯名单。
100多家医药企业发起成立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搞成了托拉斯式的制药企业，希望更加进一步的强化统一管理。但是，紧接着，1966年“”开始了，托拉斯也就此夭折，仅仅成为历史。
1967年，前后历时大约10个月左右。从大都市上海、北京，到穷乡僻壤的西双版纳都有流行。它的方法是抽取小公鸡的鸡血10到100毫升，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
(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开动脑筋进行“技术革命”，试验出来的成果。此后，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2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而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是在“文革”后期，决定给运动刹车的时候。据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大约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60多家制药企业实现了全面改造，建立了20多个技术较为先进的化学制药企业，原料药的年产量近2万吨，化学原料药基本实现自给自足。此外，中药行业也组建了一批公有制的中成药厂。当时的中国，已经能够生产一般的医疗器械、生产医用X线机、超短波电疗机和专科手术器械等500多个品种。
年利用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的民间交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巧妙地打破中美之间关系的僵局，正式揭开两国改善关系的序幕，促使实现尼克松访华乃至中美建交。这一事件，和它所包含的灵巧微妙的外交技巧，被官方史家戏剧性夸饰为艺术地表明了中国领导人改变自己的国际战略意图，誉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
1976年籼型杂交稻在全国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我国的籼型杂交水稻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培育成功的，是继水稻育种史上高秆变矮秆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籼型杂交稻于1981年获得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
2008年国际粮价飞涨的当口，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可以没有盖茨，但不可以没有袁隆平》的评论文章，文中援引袁隆平的线％以上的人以大米为主食，水稻是老大哥。世界水稻的平均产量是3．9吨／公顷，而我国的平均产量达到7．1吨／公顷。现在第二期超级杂交稻突破了12吨／公顷，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非洲等地，我们外援的杂交水稻产量能比当地产量翻两三番。在几内亚，本地品种每公顷产量1．5吨至2吨，我们的杂交水稻每公顷随便就能产6吨至7吨。的确良（
的粤语音译，广东人写成“的确靓”。1976年之前，人们穿的、盖的都是全棉制品。1976年至1979年，中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引发了国人在“穿衣”上的革命，这种叫“的确良”的化纤面料开始走俏，的确良挺括不皱、结实耐用。事实上，伴随着服装材料的更新，服装式样的翻新更是令人瞩目。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流行的喇叭口就是打破灰黑制服时代的先锋代表。交谊舞（
年代末）70年代后期，时代在这里拐弯，以群众性的文娱活动集体舞蹈来说，
年代初的“忠字舞”跳跃到70年代末的交际舞。在大学校园、工厂和机关单位的工会活动室，交际舞是身心释放的重要形式。在很多场合可以看到，年轻人还放不开，交际舞多是男对男、女对女结伴。尽管交际舞在红色中国从来没有失去过“正统”地位，比如，人们会说“
年代的部队人人都会跳交际舞，学苏联的”，但渗入寻常百姓群体，还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
年，可口可乐就开始在中国天津及上海装瓶生产，1979年中国开放破题，中美正式建交，离开中国30年的可口可乐也重返中国，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的国际品牌。截至2009年7月，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内地已经建设38家瓶装厂，员工超过3.3万人。如今，中国已成为可口可乐全球第
大市场，过去5年来可口可乐在中国的业务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女排五连冠（
年，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5次蝉联世界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5次夺冠的队伍。有“铁榔头”之称的女排队长郎平，是上世纪
年代世界女子排球界“三大主攻手”之一。郎平于1980年被国家授予“运动健将”称号，1985年获“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中国女排五连冠的骄人战绩，将郎平推上了全民大众偶像的位子。在80年代，排球是青年体育和时尚的重要标签。用一位当年排球粉丝的话说，排球除了具备体育所特有的拼搏、进取、磨炼，同时也是时尚、激情的象征。比基尼（
年）现在在沙滩上看到身着比基尼的女郎已经见怪不怪，比基尼女郎也成为了沙滩文化的一部分，而比基尼在
年第一次在我国出现时，却是穿在女子健美比赛队员的身上。这一年，我国正式将女子健美列入国家比赛，并规定队员必须穿比基尼，比基尼由此开始冲击我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观念，《光明日报》发文认为，这是中国体育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一种进步。
个月首次完成了长江全程的漂流，付出的代价是前后共有11人在“长漂”中遇难。这个代价沉重的漂流起因是
年一位美国人要来长江进行漂流的消息，适逢改革开放不久，人们渴望着新的生活方式，思想面临着一次大解放，而不久前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播出引起了国人强烈的民族激情和自豪感，于是一些不愿将长江首漂权让与他人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漂流队，冯春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洋快餐（
年），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在北京前门开业。三年以后，麦当劳在深圳开设了中国第一家麦当劳餐厅，比肯德基晚了
年。两大快餐品牌在中国市场逐鹿，战绩卓著。快餐文化也被指责对公众健康产生影响，例如高热量导致肥胖，以及缺乏足够均衡的营养，很多人抨击其为“垃圾食品”。在这个可以多元化选择的快节奏生活中，洋快餐有着一席之地，而且其自身亦不断自我优化，改良与时俱进。洋快餐与中国百姓的味蕾互相改变。以肯德基所属百胜餐饮为例，一系列的创新出品都瞄准了“中式”概念。
年）1989年，一家名叫“华侨骨伤科医院”的民营医院现身温州，从此开启了中国民营医院的历史进程。事实上，早在
年，国务院就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然而，中国第一家民营医院的出现，却在九年之后。近年来，政府对民营医院的态度已由“允许开办”变为“不可少的和有益的补充”。但是，截至
年底，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有各级民营医院2271所，仅占内地医院总数的13%，而很多规范行医且运作不错的民营医院，依然不愿意让公众知道自己的身份。三甲医院诞生（
年前，“三甲医院”却是一个新名词。1989年，卫生部颁布《医院分级管理办法》。简单的说，是将我国医院等级分为一、二、三级，其中每一级又分为甲、乙、丙三等；其中，“三级甲等医院”属于技术水平最高、科室设置最齐全的等级，简称为“三甲医院”。医药代表引发困局（
年代）在西方国家，“医药代表”这一职业至少已有上百年历史，但是中国还是最近十几年的事。医药代表，又称为医院代表，他们负责医药公司与医院各层面之间的沟通：向医院管理层介绍公司产品，从而让医院采购产品；还要向医生介绍产品，从而让医生对患者使用产品，行业内俗称“上量”。
不过，“医药代表”原本是一种常见的药品营销模式，现在却成为商业贿赂的典型代表。为了“维护关系”便产生了“回扣”现象，以表示对使用产品的医生进行答谢，由此也引发了近年来“多开药、乱开药”的医改难题，被称之为“以药养医”。
名运动员参加了27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的角逐，经过14天的激烈比赛，亚洲各国运动员以“团结、友爱、进步”为宗旨，创下了一连串的辉煌成绩，奥林匹克“重在参与”的精神在赛场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土地上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亚运会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将如此隆重的盛会交由中国承办。中国为办好本届亚运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兴建了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亚运村，并大力改善交通，北京市容焕然一新。
万辆的出产量比上一年的历史峰值减少四分之一。从消费角度讲，“自行车消费王国”开始走上没落之途。自行车作为平民化的交通工具功不可没，而当时作为健身工具的功能是隐藏起来的。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突然发现，在城市青少年的口中，“飞鸽”、“永久”、“凤凰”已成了“老土”的代名词，来自南方的“阿米尼”山地车、海峡对岸的“捷安特”变速车成了都市年轻人的新宠。健身概念升腾之后，自行车的运动功能才日益彰显。不过，即使是在当下“低碳生活”，少开汽车的倡导之下，自行车回归大众生活还有待时日，城市交通系统中的汽车仍然是霸主。
世纪50年代流行于欧美，90年代，一句“呼啦圈，让你的腰肢摇起来”风靡祖国大江南北、城市村镇，男女老少乐此不疲。中国制造的优势令呼啦圈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可能，呼啦圈因其轻便美观，练习活动占地不大，很快成为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呼啦圈热”遍及全国。相较于毽子、哑铃等传统器械，呼啦圈是个创新玩意儿，实用又时尚。
年诞生至今，它的安全性一直饱受争议，但是当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西红柿于1993年投放美国市场开始，动物来源的、植物来源的和微生物来源的转基因食品便开始了迅猛的发展。同样也如此迅猛的，还有各种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表示质疑的声音当转基因食品何其不幸地与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二恶英等食品安全问题一同亮相的时候，它所遭受到的怀疑与抵触可想而知。事实上，即使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多少有所顾忌，即使各个国家陆续采取诸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志”的方式让它看起来似乎“更安全”，但转基因食品自
年投放市场以来的确尚无不良后果。可是，也有相关专家称“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没有确定的危害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到底对现代科学要相信到什么程度，似乎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判断了。连锁药店（
以上的药品通过医院留到患者手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动人口的增加促进了零售药店的些许增长，但是依然难见普遍。直到90年代后期，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通知》，决定推动定点药店，允许患者持方外购。1999年下半年，原国家经贸委又发出《关于深化医药流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倡导零售企业实行连锁经营制。于是，众多药企开始“跑马圈地”，2001年下半年，以“开心大药房”为代表的平价药品超市席卷全国。曲美减肥（
年5月，太极集团的“曲美”获得中国药品监管部门SDA批准，中国减肥市场第一次出现了符合国际潮流的减肥产品。当年
月，太极集团举办拍卖会，公开拍卖“曲美”的经销权。各地区域39家经销商缴纳的保证金高达3800万，10余个区域总经销权的拍卖角逐更是达到白热化。曲美，在保健类减肥药品中的市场地位，得到充分认可和前景看好。据统计，我国有超过
的人口体重超标，由于肥胖人群的平均收入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每年至少愿意投资300元作为减肥费用。此后，曲美上市一年狂销3亿，成为行业中的王者。自身的成功运作加上机遇的青睐成就了曲美，也逐渐把减肥造就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马家爵”（
年2月，云南大学学生用锤子锤死了自己的4名同学。一个月后，这位嫌疑人在三亚市落网。同年6月，被执行死刑。然而，从马家爵被捕后与心理学家的对话看来，人们发现，他并不是一个邪恶的人，而是迷失方向、缺乏自信、性格封闭的孩子。从那时起，中国学生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问题，进入了公众话题，并且引人堪忧。随后的几年里，凡是出现类似的学生杀人案，都被称为不同版本的“马家爵”。
年）2009年“最热门十大职业排行榜”中，营养师与公务员、飞行员等同样榜上有名。在几年前，这番景象还难以想象。
2004年前后，营养师培训认证热开始在国内悄然兴起。最初，海南营养学会、成都均衡营养学校、中国保健协会等机构推出了“营养师”、“营养保健师”的培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兴趣。
年下旬，国家劳动部加紧了“公共营养师”标准的制定。一时间，“营养师”培训市场狼烟四起，而“营养师”也被普遍誉为
世纪最有前途的黄金职业之一。事实上，早在2001年，国务院就公布了《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年）》，其中明确提出，要“提高营养师的社会地位，逐步在医院、幼儿园、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公共食堂及餐饮服务业推行营养师制度”。苏丹红（
月向英国环境卫生部门报告称在其生产的食品中发现苏丹红一号，随后英国食品标准署对此进行确认并要求牵涉的500多种食品全部下架。此举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国家质检总局部署全国紧急彻查苏丹红食品。一个星期后，含有苏丹红一号的食品首先在北京被查获，由此揭开了中国对苏丹红实行从生产、流通，到餐饮各环节拉网式围剿行动的序幕：从肯德基调味品到辣椒酱，从榨菜丝到辣椒萝卜随着越来越多的知名品牌食品被测出内含苏丹红成分，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备受关注。
年在上海发生的多起“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当时事件影响范围甚广，波及上海市9个区，共涉及三百多人。经调查，这些患者都是在吃过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或猪内脏后，出现头晕、乏力、心跳过速、神经紊乱等病状。“瘦肉精”又名盐酸克仑特罗，可明显增加动物的瘦肉率，一些养猪户将其掺入饲料中以达到猪不长膘的目的。人在食用后会出现头晕、恶心、手脚颤抖、心跳，严重的甚至心脏骤停以致昏迷死亡，对人体危害极大，因而被全球禁用作为饲料添加剂。由于后来又出现了叫做“盐酸莱克多巴胺”等药效相似的药物，于是“瘦肉精”被用来指代一类动物用药。
月，“瘦肉精”余祸蔓延，在广州突发的70人“瘦肉精”中毒事件让人们不得不再次将目光聚集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上。三聚氰胺（
年）2008年的“三鹿奶粉安全事故”导致全国数千名婴幼儿患上泌尿系统结石病，其中
名曾发生肾衰竭，三名幼童死亡。在随后的案件调查中发现，三鹿奶粉中被添加了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当三聚氰胺添加到牛奶中后，经过一系列的化学作用，排到尿中形成结晶，很可能堵塞肾小管。随着结晶在体内含量的增多，会逐渐形成结石，给肾功能带来极大的损害。婴幼儿的肾小管比成人要细得多，更容易造成堵塞，而且婴幼儿的主食是奶粉，所以他们更容易因此患上肾结石。
随着案件调查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事态迅速恶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
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都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同年，国务院不得不启动国家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处置三鹿奶粉污染事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同时免费为患病婴幼儿进行救治，毒奶粉安全事故由此得到较妥善的解决。但是无辜婴孩受到严重伤害的事实却把所有人逼到了不得不对国家政策法规、个人道德良心进行深刻反思的界限上。辐照门（
年）所谓辐照门，是指统一、康师傅等名牌方便面为了避免调味包微生物指标超标，在出厂前对其进行放射性物质的辐射灭菌，却未对此在包装上进行明确标注一事。
年国家就已出台颁布的《辐照食品卫生管理办法》中曾明文规定：辐照食品在包装上必须贴有卫生部统一制定的辐照食品标识（标识为圆形、白底绿色，图案上方标中文“辐照食品”，下方标英文“IRRADIATED FOOD”）。可是商家缘何不执行？此外，近日发生的辐照厂放射源泄漏事故也泄露了不标注“辐照食品”的行业长年潜规则。“辐照门”事件是食品安全监管软肋也好，是企业诚信机制问题也罢，在事情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时候大家实在想吃方便面的话，还是自备葱姜蒜吧。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部法律已于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经历了从工业假酒、农药残留、瘦肉精，到苏丹红、三聚氰胺、银鱼甲醛超标一系列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法》的十年磨一剑，想必明快锐利。新法中不乏引人关注的亮点：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食品国家安全标准，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制度，取消食品“免检”制度，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1969年）常年以来，些许熟悉的药名一直留在几代人的印象之中。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过赤脚医生的人回忆说，那时候，常用的药物只有
多种：打针消炎就是庆大霉素、青霉素，止咳就只有甘草片和咳平，肠炎用黄连素等，头疼发烧就吃ABC片。1953年
月，中国第一批国产青霉素诞生，由此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而庆大霉素与此不同，这种广谱抗生素完全由中国独自研制，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底成功鉴定，它被取名为“庆大霉素”，实际的意思是指庆祝“九大”及工人阶级的伟大。达菲，
世纪“抗疫”明星（2003年）2009年，一场新型流感，让很多人首次听说了这种叫“达菲”的治疗流感药物。不同于市场上其他镇痛、退烧、通鼻塞等缓解感冒症状的药物，达菲更能“治本”，直接抗击流感病毒，被称为“用得最多的、最著名的抗流感病毒药”。
年的ＳＡＲＳ时期时，已经有人认识到它。而后，随着2005年禽流感病例不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频频对达菲给与“肯定”，日本和欧美国家也对达菲进行了大规模的囤积。如今，面对甲型H1N1流感，多次在疫情中“披挂上阵”的达菲，再次成为指定治疗药品。“当前，我国正处于药品事故的高发期。”
年3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浈说出这句话。而让他口出此言的，是2006年接二连三发生地几起重大药品不良反应和药害事件。“齐二假药”致肾功能衰竭（
年）开始，中山三院相继有多名患者出现了急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症状。医院紧急组织专家会诊，怀疑可能由新近使用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所引起。经药品检验部门查明，此批药品以“二甘醇”代替了应该使用的“丙二醇”，而二甘醇正是导致事件中患者急性肾衰的元凶。然而，这一事件并没有局限于中山二院的
，哈尔滨６岁女童刘思辰不幸死亡。死亡记录单显示“死亡原因：输液反应、多脏器衰竭”。三天前，这位患感冒的女孩在家中静脉点滴注射了“欣弗”（安徽华源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后经证实，这是当时多起集中爆发“注射欣弗致死”的首个案例。当夜，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停用欣弗。截至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共收到涉及该药不良反应病例81例，“欣弗”事件已经扩大到10个省份。后经查明，导致此次悲剧的，源于生产企业的违规生产。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
年）2006年，还有一个药名引起了行业的震动鱼腥草注射液。
年6月，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共接到鱼腥草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5488例，严重药品不良反应258例，死亡44人。国家药监局下发通知：暂停鱼腥草注射液的销售、使用。不过，在药监部门看来，“鱼腥草注射液被叫停”与“齐二假药”属于两种性质，后者属于“因假致伤”，而前者是合格产品但出现了不良反应。而此后的几年里，中药制剂的不良反应连绵不断，
年的“刺五加”、“茵栀黄”，2009年3月的“双黄连”。据统计，从2001年11月到2006年2月，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共发布10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涉及10种中成药，其中中药注射剂就有7种：清开灵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葛根素注射液、穿琥宁注射液、参麦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莲必治注射液。药品召回制度（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具体措施，并酝酿实施药品召回制度的方案。当年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便迅速颁布实施了《药品召回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药品也要实施召回制度”。根据《办法》，召回的药品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即发现有可能对健康带来危害的药品，及时地采取召回措施，有利于保护公众用药安全。已经确认为假药劣药的，不适用于召回程序。【新概念】
年，“博士伦”进入中国内地，此后10多年里，它一直保持着市场占有率第一、销售量第一，几乎成了隐形眼镜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原来单一的隐形产品逐渐多元化，滋养型、超薄型、月抛眼镜、一次性，隐形眼镜市场频出新品。如今，戴隐形眼镜更是不仅是为了方便，还成为时尚的装扮必备品。许多年轻人都喜欢佩戴一种叫“美瞳”的隐形眼镜，它在隐形眼镜中增添了黑色、蓝色、棕色等彩色，能让佩戴者的眼睛显得既大又有神。
，迎来了自己的10岁生日。十年前，辉瑞公司研制生产的治疗一种特效药“Viagra”，“伟哥”作为它的中文译名广泛使用。当年５月，广州威尔曼药业公司抢先在中国注册了这一商标。“伟哥”对中国人性观念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在它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药品审批程序中，“”成为争论的一大焦点，这也使审批它比别的药物来得更为谨慎。“伟哥”之前，我国所有的药品对“性功能”的问题只字不提，只能使用补肾、壮阳、抗衰老等字眼。
年在中国做二期临床试验时，尽管知道有一半是安慰剂，要求参与试验的志愿者仍是络绎不绝。每天都有大批自称ED患者的人挤在医院门口，甚至把电话打到泌尿科大夫家里要求“参加试验”。人造美女（
）2003年，普通的北京女孩郝璐璐掀起了全国的“人造美女”热潮。紧接着，沈阳第一人造美女、昆明第一人造美女、深圳第一人造美女等等，各城市本土的“人造美女”也紧锣密鼓的推出。
年代末，我国就有了整形外科，但一直停留在“创伤整形”阶段，比如烧伤后的植皮。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整形美容”的概念，却依然限于演艺界人士，甚至手术前还需出示单位的介绍信。再过十年，整形美容业终于“萌芽”，割双眼皮、隆鼻等小手术开始出现。直到90年代，美容外科才正式从整形外科中分离出来，隆胸、抽脂、改变脸型，逐渐过渡到全身。如今，韩国明星的整容报道，更是对中国人接受整容推波助澜。（
）和第二代GSM、CDMA等数字手机（），全球手机的使用者已经超过了20多亿，事实证明，人类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满足，在满足了通讯的需求后，互联网与手机的融合成为了新的方向。究竟可以带来什么？是否真的会改变人们的生活？资讯时代表明了时代的方向，普通的手机已经无法再给用户更多的讯息，而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却无法随时随地方便的浏览与传送，这两个问题在互联网手机诞生后，随即迎刃而解。
。事实上，这也从侧面看出，人类永远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很难想象出下一个信息革命的时候，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玩意儿，但有一定可以肯定，就是能够更加方便人们的生活。从“贫困病”到“富贵病
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而60%取决于生活方式。事实上，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健康的主要敌人由“贫困病”成为“富贵病”。以至于，2007年卫生部确定每年的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三高”
年代末期，“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和“三病”(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成为随之出现的新名词。目前，我国“三高”队伍相当庞大，高血压患者1.6亿，糖尿病有4000万，血脂异常1.6亿，而这些人同时属于冠心病的“后备军”。亚健康
世纪，人们把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命名为“亚健康”。这类人群因为面临升学、商务应酬、企业经营、人际交往、职位竞争等社会活动，身体的机能已经发生功能性的改变，甚至有研究统计，认为亚健康者约占总人口的60%。鼠标手
与传统手部损伤的症状不同，当工作、学习离不开电脑时，每天重复着在键盘上打字和移动鼠标，导致腕部肌肉或关节麻痹、肿胀、疼痛、痉挛，这种病症被群称为“鼠标手”。广义上讲，一切因为使用鼠标而导致的上肢、肩部、颈部不适，都属于鼠标伤害。
由网络而生的还有一种心理疾病网瘾。此前只听说“烟瘾”、“酒瘾”、“赌瘾”，如今上网也产生问题，不少医院甚至开设专科。
年，我国发布《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2005）》，调查显示，全国青少年网瘾比例达到13.2%；同时，这种疾病已经突破了经济地域的限制，网瘾最严重地区为云南，比例高达27.9%，北京排名第二为23.5%，上海最低仅为8%。空调病
年大学新生开学之际，一位母亲的话引人感慨，她称自己的孩子“每一个细胞都需要空调”。空调的普及带来了舒爽，也带来了新的疾病。长时间在空调环境下的人，会出现头昏、耳鸣、乏力、记忆力减退等症状，这类现象在现代医学上称之为“空调综合征”或“空调病”。其实，“空调病”并不是指对空调吃不消，相反，意味着吹空调造成的身体机能衰竭。【结束语】
个有关健康的关键词，只能取一瓢饮。每个时代层面中的群体，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延展性。比如说，医药卫生领域的“四环素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缱绻童年时光的人们，对这个特征丝毫不陌生，但若要问及
后90后何谓“四环素牙”，很可能不知所云。祖国广袤，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导致各地卫生水平不一，比如，某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病仍然非常顽固，而人们又不愿意从祖居地迁徙。在这
年中，时代的层次化蜕变如此明显。难以置信，曾经在某个时间段，一罐健力宝、一只排球、一条喇叭裤也能成为强烈的风尚标志；难以置信，活跃在90年代初自行车王国的人们，对个人化的健身器材不知不觉，但日日锻炼体魄；难以置信，在我们绝大多数城市人喝得起牛奶的时候，牛奶竟也会夺命。当强身健体不再是强势的集体话语，每个个体在自由的维度中营造个性化的健康生活。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个体对宏观政策或制度层面变化的敏感度越小，越是呈现了个体的独立性和整个社会文明的成熟程度。举例说，在
年“医改元年”始发的“医改大车”缓缓驶入2009年并又一次呈现新面貌的时候，大众群体对之反应一般。个体身心对时代的感受力，故事自有不同。以我们常常提起的
年代为例，被称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彼时青春，该如何描述？一位70年代生人说，从来就没有过线年代人，被一种残存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所包围，而1974-1978之间，变裂已出现，而1978年之后的人已经融入了消费时代。好吧，消费时代。从物质匮乏到科技文明，人们的身心抒发一路抵达全民网络化的个体话语极度声张的时代。“70年代的人也拥有过肆无忌惮的自由和无限挥霍的青春，也在该迷惘的时候迷惘，该清醒的时候清醒，该叛逆的时候叛逆，该传统的时候传统。”眼下正担当社会工作群体中坚的70年代人，开启了一个顽强的消费时代。
在消费时代，“流行”成为主流关键词，人身如何在社会结构中获得“健康”的形象，落入新的话语系统。潮流疏忽而来，疏忽而去，然后，我们或许不得不围绕“趣味”、“选择”展开讨论，如苏珊桑塔格在《沉默的美学》中所言：“一个富庶的社会将生命的每个问题都转入趣味和选择的领域，怂恿人们视生命为时尚的趋势。”
那些流行过的，以及正在流行的关键词，展现个人体魄对一个时代的感受力。当下，显示趣味能力的优越，就是显示自己的优越。这是因为趣味统辖着人们的每一个自由的反应，没有哪种趣味更具有决定性。趣味没有体系，也无以验证，但具有某种类似趣味逻辑的东西。对时代的感受力，不仅包括这种感受力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方面，也包括其最易消亡的方面。
在时代中流转的有关健康的关键词，当然也是易逝的，若论永恒主题，此处不妨提及《健康忠告》上期封面人物李连杰推崇的词汇：“感恩的心”。李连杰以慈善为要务的生活方式，始于东南亚海啸，始于汶川地震，在非常事件中，我们感受到生命脆弱又坚强，社会结构顽固又易变。大众传媒所能做的，不外乎歌颂生活，赞叹生命，传播爱，我们的文字若有益读者个体实现自然、自由、自在的人生，丰盈、丰盛的个人生活，有幸。